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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超!硬!核!
发布日期:2019-10-04 04:55   来源:未知   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于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主席习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于漪,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2月生,江苏镇江人,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她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荣耀属于最美奋斗者。1951年,于漪从复旦大学毕业走上教师岗位,迄今68载,从未离开她热爱的基础教育园地,她的教育思想影响和感召着几代中小学教师,并将影响和感召更多的教育人。

  于漪是一线课堂里生长的“人民教育家”。深沉的家国情怀、人民情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以及高度的教育专业自觉与强大的教育自信,形成于漪教育人生的鲜明特质。

  于漪生于长于一个风雨如磐的年代。1937年,日本侵略者铁蹄长驱直入,家乡危在旦夕,于漪就读的江苏镇江薛家巷小学即将解散。一天下午,音乐老师教同学们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血,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尽管曲调温柔敦厚,节拍缓慢,但老师边解释边打着节拍唱,边唱边一句句解释,眼中含着泪水,这些七八岁的孩子被深深感染了……“我心中第一次闯进了‘祖国’‘气节’‘亡国奴’这些大字眼,似乎一下长大了许多。从此,这首歌不断在我胸中激荡,构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年轻老师眼含泪水教唱的形象经常在脑中萦绕。”于漪深情地说:“我的爱国思想起源于小学这一堂课。”

  “现在想来,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老师是用‘心’在歌唱,唤起我们幼小心灵的觉醒。当年的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受到如此的震动。就像都德《最后一课》中的小弗朗士一样,这一课,我永远忘不了。”

  连天炮火中,于漪辗转求学,考到镇江中学。在物质条件、求学环境极其艰苦的情形下,老师悉心教导,她和同学们求知若渴,心中生发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目标。

  “求学为什么?从愚昧走向文明,就要立志为解救苦难的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老师激昂的话语揭示了求学的目的,树立起做人的标杆。“为此,我们风华正茂的学生孜孜矻矻,努力进取,把物质生活的贫乏、艰难踩在脚下,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与欢乐。镇江中学‘一切为民族’校训,掷地铿锵,成为我铸造师魂的基因。”

  1947年,18岁的于漪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大学里,曹孚、周予等教授严谨治学的品格和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她,滋养了她深厚的学识基础。于漪说:“回想自己小学、中学、大学求学的经历,我真是一个幸运儿,所以我当教师以后,一直是带着感恩的心在工作。”

  1951年的大学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即将走上教师岗位的于漪,立志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奋斗,是于漪人生的背景色。在60多年的教育教学中,她从未间断过与艰难困苦作斗争。大学专业是教育,由于工作需要改教高中历史,正当教学有点眉目之际,又由于工作需要,改教高中语文。“隔行如隔山,各学科自有自己的性质、功能、知识体系、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怎么可能一下子驾轻就熟?但再难也要担当,工作就是克服困难。”

  经历过生活的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于漪倍加珍视教师岗位,也更清楚百废待举的国家民族需要。她把全部的才情和汗水都奉献给钟爱的教育事业,奉献给自己热爱的学生。“热爱祖国,首先要积极投入祖国建设,热爱自己的专业,刻苦钻研,以身相许。”68年来,于漪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于漪说,基础教育是没有选择性的,因为教育是爱的事业,只要是生长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孩子,我们都有责任尽心尽力把他们教好,“教师要善待每一个孩子”。

  “做人第一要心地善良,第二要勤劳,自己吃点亏吃点苦,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力所能及都要帮助别人……”母亲的话影响了于漪的一生。

  家访的时候,于漪看到有的孩子家庭困难,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于漪把积蓄用在学生们身上,生活用品、学习用品,甚至是学生家里的困难她都尽力承担。“学生身上的事,都是我教师心上的事,学生都是你的儿女。所以,师爱超越亲子之爱。不管校长也好,年轻教师也好,顶顶重要的就是要有高尚的情怀。”

  在于漪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宝贝、家庭的宝贝。“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讲过‘有教无类’,好的生源要教,困难的生源也要教。他们都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代,都要用心教,尽心尽力教。”

  一辈子做教师,于漪没有在名校做过教师。也许,这也是一种成就“人民教育家”的独特经历。

  “文革”期间,于漪整整十年被“罚”教非常差的班级。这些乱班、差班的孩子,家庭环境差、学习积极性差、接受性很差、行为能力差。“培养一个孩子,哪里只是传授知识啊,那是心血浇灌啊!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全校没有办法了,来到我的班级。我把这个小孩带到家里,点点滴滴陪伴、教育,后来这孩子变好了。乱班带出来了,我真的差点丢半条命啊!”

  “回过头来想,这十年让我带差班、乱班,对我是极大的培养。”从初一到高三,于漪什么层面的学生都教过,“面对过各个层面的学生,总在思考该用怎样的教育方法使他们提高、成长,就会形成有效的教学经验”。

  2008年,上海市普陀区桃浦基础教育联合体成立。这里是上海市老化工基地,也是老百姓眼里的“教育洼地”。当基地倡导者、上海市桃浦中学老校长李金龙提出请于漪指导联合体工作时,于漪欣然应允,“我愿意做一名志愿者”。这里的学生,确实是平民的孩子,他们的前辈就是周恩来总理领导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参与者,为改变老百姓水深火热的状况奉献了青春乃至生命,“他们的后代有权利接受良好的教育,健康地成长。要对得起我们的革命前辈”。11年来,于漪每年都要到桃浦,为教育洼地崛起义务作指导。

  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于漪刚刚退休,就有民办学校开出60万年薪聘她作“特别顾问”,她婉言谢绝。那时,于漪退休工资是每月一千多元。“我信奉中国文化,我还有点本事,我能够培养师资,我带了几代特级教师出来。”这些特级教师,于漪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手把手”一点一点培养出来。为了培养更多教师,她还负责上海市名师基地、德育基地、种子教师基地的培养工作。于漪很感慨,又十分欣慰:“真的很累很累,但我觉得能够把自己有限的经验,在别人身上开花结果,这就是一种幸福。”

  什么叫教育?教育是“人之完成”,使学生从一个自然人培养成为一个社会合格公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教育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充分认识当代学生成长需要。于漪经常勉励青年教师,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教师重任在肩,要用正能量教育他们,让他们成为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绝对不是“思想的矮子、解题的机器、分数的奴隶”。

  2018年10月,于漪给上海市金鼎学校的教师开讲座,主题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人学”》,她说,老子讲“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大,把“人”和天、地、道放在一起,可见对“人”尊崇到什么程度;《左传》讲人是“神之主”,对人非常尊崇;儒家研究的是“人学”,就是人活在世上,怎样才能把“人”活得更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滴灌孩子的生命之魂,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人生,长成后为国服务,为民造福,这就是我们教师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于漪说。

  于漪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些学生毕业多年,回来看望她,竟然能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教的课、说的话都背出来。“于老师,您在教《长江大桥》时写的板书,您在教《文天祥传》时说的话,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师,您是这样讲的:文天祥被杀害后,他夫人在他衣袋里看见一张纸条,上面第一句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第二句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您说,读书为什么?为做大官?做大款?读书是为了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没有国,哪来家?没有素质良好的国民,没有德才学出众的人才,我们国家怎么能够发展……

  老师,您说中华文化哺育了一代一代的优秀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中华民族历经内忧外患而不衰,就是这些中国脊梁支撑着我们的社会发展,让百姓过上好的生活。

  季羡林先生说,好人就是碰到事情有60%能想到别人。“教师何止60%想到别人,70%、80%、90%都是想到学生,因此教师都是大好人,一辈子为了培养孩子。”于漪说道,有中国文化的基因在身上,就会觉得自己有力量,就能够高尚起来,因为人有两个基因,第一个是世代遗传血统的基因,第二个是民族文化的基因。“真要感谢老祖宗创造了这样优秀的文化,传承给我们中国文化的基因”。

  什么叫“活着”?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教人做君子乃至圣人。“我们要力争做优秀教师,做卓越教师,把自己融进教育事业中,把孩子培养成国家有用人才、专门人才、卓越人才,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和价值,这就叫‘我活着’”。

  一辈子做中学语文教师的于漪,讲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满堂彩”,青年教师听得如痴如醉。于漪自己,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生长的“好大一棵树”。

  于漪认为,学生发展是教育的第一立场。教育的根本动力来自学生的内心需求、成长需求。我们讲了多少年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但是要做到很不容易。

  听过于漪课的人都叹服不已。然而,正如冰心老人所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于漪高超卓越的教育教学境界,何尝不是这样得来。“我工作的时候,一直是超负荷,二十几岁就吐血,胃出血是喷出来的。”

  教学质量就这样渐趋上乘,于漪却说:“我上完课后总觉得有毛病。”每次课后反思,写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的闪光点;二是自己的不足、缺陷,甚至错误。为什么?“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的最好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她激励青年教师,吴天明导演的《百鸟朝凤》,讲一个道理:什么人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好。比如说唢呐,要吹奏得好非常难。影片中的焦三爷说,要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头才行。“我们教书育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成长,要有把教育做到极致的追求。”比如说升国旗时要唱国歌,国歌是在什么年代产生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唱,一共84个字,37小节,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灵魂在里头,这些必须让孩子知道。“真正培养孩子健康成长、成人,到骨头缝里头了,智慧才会大发芽。”

  于漪说,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每个孩子的幸福成长,为了家家户户的幸福,“真的要把教育做到骨头缝里头,拿出心血,拿出智慧,来创造我们教育的灿烂”。

  什么叫教课?教课就是全身心投入,用生命歌唱。于漪说:“我们老师的课不仅是上在课堂上,是教到学生身上,教到学生心中。”从课的质量到人的精神,努力做到每节课都有亮点,都有耐人咀嚼、耐人寻味的东西,经得起听,不同层面学生都能受益,都有满足感和上进心;每节课都有你的信念、情操、学识在闪光。

  培养青年教师,于漪孜孜不倦,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即便近年已是耄耋之年,只要健康状况允许,她就会“沉到”一线月,于漪在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学校听《上海的弄堂》之后,她点评道:

  现在的学情分析,往往对孩子估计过低。研究孩子,要包括孩子的知识世界、生活世界、心灵世界。教师上课不能只讲知识,还要指导学习方法,也要讲情感。我们的课堂不能成为情感的盐碱地!优秀教师要具有文化判断力,要具有教育判断力。2015年10月,于漪在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光明学校听《罗布泊,消逝的仙湖》,她点评道:

  中国的教改实验太少了,屠呦呦实验青蒿素,前后失败了190次。我们的教改似乎都是成功的,没有失败,这不可能。教师必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和学生共同成长。一个不会成长、不会发展的教师,他的工作思路也会越来越窄。如果在教学实践中你的精神能不断成长,工作就有勃勃生机。再好的老师也不能代替学生学习,教师顶大的作用就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每一节课,一定让学生学到知识,能力得到培养,思维得到锻炼,智力和想象力得到开发。2018年5月,于漪在上海市青浦区清河湾中学听课,内容是语文教学研究课“教学内容的确定”。

  在教学中,我们经常花非常多的时间研究怎么教,但怎么教是一个方法问题,最最重要的应该是教什么。过去我们满堂灌,是教师在展示自己的口才、自己的思路;但是今日的课堂,应该是在教师指导之下,学生听说读写的一个理解和训练的场所。年轻教师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我的课哪些是好的?为什么好?还有哪些不周到?为什么还不周到?这样不断总结经验,管家婆资料站就能够发现语文教学规律,久而久之就成为专家。一定要树立自信,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地超越自己……05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既要回应现实关切,又要展望未来图景,也要认认真真回顾历史。

  于漪说:“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教育自信。中国偌大的教育群体,一定要有自己的话语权,而这个话语权是建立在我们扎扎实实艰苦奋斗基础上。”2017年2月,于漪在《人民教育》刊发《以教育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

  中国不是教育穷国,历来尊师重教,从孔子到蔡元培,留下了丰厚的教育遗产,其中精华仍光照人间。如:以人为本,追求理想与人格的完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思结合;务本求实,匡时济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等教育核心价值、核心理念,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探讨、实践、批判、修正、提升,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昭示后人读书与做人需紧密结合,读书为明理,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天下之理,“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不断自我修养,达到“至善”的境界。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把育人的终极价值推到极致。

  图为2017年1月8日,于漪老师为《人民教育》撰文《以教育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手稿

  “我们有的时候,‘他信力’太厉害了,不是自信,老是要照抄照搬,名词术语一大堆。

  ”于漪说:“所有的教育理论、教育理念,都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域产生的,它不可能都是普世的,你一定要放开眼光,挑选适合我们本土的,适合我的老师、我的学校、我的孩子的。”传统教育中有精华,有糟粕,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做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如若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连我们教育的根在何处,魂在哪里都不知晓,那只能随风飘荡,听凭他人说短长了。”于漪写道:

  清晨阳光还未露脸,操场上长跑的学生已熙熙攘攘,为祖国锻炼身体,强壮体魄。下午放学后,操场上龙腾虎跃,各种体育锻炼,跑的、跳的,各种球类竞赛,欢声笑语。文学讲座,科普讲座,学生社团活动,座无虚席,那种身心健康发展的美景,难道不是教育的宝贵财富吗?班级基本是学生自主管理,学生干部起核心作用,教师当参谋、作指导,学生自治自律能力在实践中获得锻炼获和提高,这不也是很有价值的教育财富吗?教育从来是国家的、民族的事业,任何国家均如此。

  我们教育追求的价值观是培养我们的教育对象深刻领悟并身体力行,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要热爱中国,为中国服务,奉献是天职,是自己的责任担当。这个价值一旦丢失,教育就失魂落魄,丢了民族精神的根、爱国主义的魂,于国于民都会发生危机。“坚守中国立场,拥有世界视野,以教育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走自己的路,我们的定力将更强大,我们的前途会更宽广。

  ”于漪充满深情和希冀。五千年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绵延不断,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任重道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在悠久文明与现代教育伟大的历史交会处,必定有更加辉煌的教育新篇章。

  2.于漪老师2008年以来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基础教育联合体历届年会上的发言。

  卫兴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25年10月生,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家,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他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级教授卫兴华先生九十华诞之时,他的一位学生曾作《七绝——诗贺卫兴华老师九十华诞》祝贺:九十长卷为兴华,桃李芬芳映晚霞,任尔东西风南北,攀峰不止自成家。

  诗后有四点注解:第一句是讲老师的人生追求——振兴中华;第二句是讲老师的教育成果——桃李天下;第三句是讲老师的理论品格——求实唯真;第四句是讲老师的学术成就——无愧大家。

  1983年,卫兴华被评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我和魏杰、李连仲有幸成为其第一批博士生。在进校后第一次拜见卫老师时,他就对我们提出要求,不仅要拿到博士学位,还要成为有作为的经济学家。

  卫老师反复讲学风和治学态度,那就是不惟上、不惟书,不惟风、不惟众,只惟实,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探索真理。他叮嘱我们,不能做“风派理论家”。

  卫老师不要求学生的理论观点与其一致,主张教学相长,鼓励大家提出不同意见。他强调,理论应是真理的喉舌,要为劳动人民、为的利益讲话,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正是在他这种教学思想的培育下,魏杰、李连仲、黄桂田、张宇、马庆泉、王国刚、王元龙、唐未兵等一批著名学者成长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曾刊发一篇文章,这样评价卫老师学术观点:“始终坚持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即使在‘左’的理论和政策盛行的情况下,也不随‘风’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学风”“从不人云亦云,www.760123.com。而是执着地追求真理”。

  卫老师始终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经济学。从教60余年,他发表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例如,20世纪50年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分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问题。他还运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分析我国的价格体系、按质论价等问题,运用按劳分配理论分析我国工资制度的弊端,等等。改革开放后,他发表多篇文章批评“左”的理论与实践,后来又转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现在又在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

  卫老师对不同学派的理论探讨和创新是赞同和宽容的,但他对任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观点从不容忍。他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在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现代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卫老师曾以李大钊为人治学的事例激励学子。在一次给全校新入学研究生讲话时,他引证了李大钊的两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说:“铁肩担道义,就是肩负钢铁般的担当意志,担当国家道义、民族道义、人民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要立志成才,成为具有深厚理论和学问抱负的社会栋梁。”

  还应提及的是,卫老师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研讨会是教育部高教司于1985年发起的,由国内一批著名经济学家组成领导小组,从1986年起至今,已举行30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2016年,在获得吴玉章终身成就奖后,他将1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研讨会的优秀论文奖。

  关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问题。卫老师不赞同有些学者宣称按劳分配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按要素贡献分配就是肯定要素价值论。为此他进行了理论争鸣,私营和外资企业应是实行按要素所有权分配。自然力作为生产要素也有贡献,但并不参与分配,因为没有被私人占有。从这一意义上,可不提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马克思明确讲过,资本主义经济是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的。

  关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理论。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卫老师研究最为深入、成果甚多的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界存在着社会主义非商品经济论、生产资料非商品论、全民所有制内非商品关系论,但他力排众议,成为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

  改革开始后,卫老师研究的重点转向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研究。1990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卫兴华和周叔莲、吴敬琏的谈话,卫兴华明确表示,“市场取向的改革应当肯定。这是相对于传统体制下排斥市场体制和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而言的,是从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的方面讲的”。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曾流行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卫老师一开始就对这种提法产生怀疑,并多次发表论文进行讨论。他认为,生产领域应是效率优先,优先于产值或GDP,但是分配领域不能效率优先于公平。社会主义应重视分配公平,分配公平有利于促进效率。重效率轻公平,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正是从初次分配不公形成的。

  卫老师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准确解说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体现了他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他较早对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可进行竞争进行了论证,较早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不应限于管理体制改革,还应探求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2015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一书,共计72万字。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今年(2017年),卫老师已92岁高龄了,而且病痛缠身,但其研究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几乎每年都有论著问世,在CSSI检索中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数量多年居中国人民大学之首。当时正逢北京炎热的盛夏,我晚上去他家拜访,推门进去,只见卫老师正穿着背心短裤伏案写作,他正在给经济科学出版社撰写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著作。

  卫老师是带着腰疼在写作的,这让我想起他曾经的一句话:“我不赞同流行的什么老年同志要发挥余热的话,余热,表示炭火燃尽了。而我还在继续燃烧呢!”(作者:洪银兴)

  高铭暄,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5月生,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在于对学问始终不渝地追求。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刑法学泰斗高铭暄就是如此,自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现为法学院)任教以来,他一直从事刑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是新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导,从此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培养刑法学博士的历史。2016年11月,日本早稻田大学还授予高铭暄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为中日两国刑法学术交流做出的贡献。

  他的一生都与刑法相关,他全程参与新中国刑法立法工作。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也是一位学者必经的道路。

  1951年,高铭暄从北京大学毕业,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他接受了4位苏联专家的授课,这四位老师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苏联刑法传授,既讲总则与分则,同时也做一些辅导,讲授一些学习方法。直到今天,高铭暄还清晰地记得这四位老师的名字。“贝斯特洛娃,来自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达马亨,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现在叫圣彼得堡大学;还有一位是尼可拉耶夫,来自莫斯科大学;柯尔金主要是搞物证技术的,也兼搞一些刑法,也来自莫斯科大学”。高铭暄回忆道,“两年中学的还有基础理论,当时有马列主义基础课,也学过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哲学,这叫四大理论。除了这些基础理论课以外,我们还听了一些逻辑课和一些实际部门的同志作的报告。”

  两年的基础打得扎扎实实,而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立法工作任务繁重,于是,刚刚留校任职的毕业生高铭暄受人民大学的推荐和委派,加入立法小组,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刑法立法工作。

  第一部《刑法》的立法工作从1954年开始,直到1979年结束。高铭暄和同事们克服困境,经过无数次讨论研究,终于如愿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的起草工作。任务多么繁重、工作多么严谨细致,一个数字可见一斑,仅“ 1954年的10月到1957年的6月,这一段时间就搞出来了22部刑法草案稿子。”高铭暄回忆,而他是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参与全过程的学者。“在立法过程中,我已记不清提出过多少立法意见和建议,搜集和整理过多少参考资料,对每一个刑法条文作过多少次的草拟、修订和完善。”

  第一部《刑法》正式施行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和颁行了众多单行刑法,对《刑法》的内容作修改和补充。高铭暄参与了其中大部分刑事法律的草创活动,包括提意见、发表立法建议、要求纠正不当条文等,受到了立法工作机关的高度评价。

  近20年的立法实操磨砺了高铭暄,使他从一名法学院毕业生逐步成长为一位立法战场上的“老将”。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日新月异,法律也需要吐故纳新,高铭暄开始了新的征战,无论是原有法律的修订、新《刑法》的编写,还是《刑法总则》的归纳创制,高铭暄都始终活跃在立法工作的一线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北京召开刑法修改座谈会,会上,高铭暄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削减死刑的建议。新刑法典通过后,他又应新闻媒介、教学科研机构、司法部门等邀请多次讲授、宣传新刑法典。

  除了立法工作,作为学者,新中国刑法学学科的发展壮大,也凝结着高铭暄的心血和汗水。他承担了《刑法学》《中国刑法学》等高校教材的编写,还承担了自学考试、业大、电大等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的编纂工作。60多年来,他始终在教学一线,在培养学生方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即“三严四能五结合”。“三严”就是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就是培养学生的读书能力、研究能力、翻译能力、写作能力,“五结合”就是使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他曾手书过一幅16字条幅“传道授业、培育英才、经世致用,恩泽永垂”,虽然赠与的是早稻田大学校长,但也可以看做是他一生的写照。(光明日报记者 姚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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